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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如烟往事四十载 难忘岁月难忘情

 
 
 

日志

 
 
关于我

1963年8月24日,66届同学开始进入锦州一高中,这个日子,就是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共同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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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的班风  

2017-02-19 08:24:52|  分类: 学友情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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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杨铁光

 

2008年一高中老三届纪念离校40周年庆典之后,我们班发出这样的感言:我们不是“最高”,但总在攀登;不是“最快”,但总在飞翔;不是“最强”,但总在“用劲”;不是“明星”,但总在彼此温暖。

这是一种团队精神。它来自一个好的班风,一个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欣赏的班风。

我是这种班风的受益者。

先披露一件尘封已久的故事吧。这个故事里,我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当事者,或者说是一个“被当事者”。

1963年我从黑山一中考入锦州一高中,分在一年级三班。初中我的学习不错,不然怎么能上一高中呢?但政治上毫无建树,三年级下来竟没有入团。那时能上一高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当时我们班,团员占了一半;我们的邻班四班甚至提出口号要打造“团员班”。上高中不久,班里的几位团员与我谈心,都关心我的进步,不无惋惜地问:“初中怎么没入团啊?”正确答案应该是,“认识不高,努力不够”;可我却口无遮拦地为自己开脱:“当时净忙乎学习了,把入团也没当回事。”后来听说这句话经过层层汇报,把关键词“当时”忽略了或者说省略了,变成了“杨铁光不想入团,认为只要学习好就行了。”那时,教育界正在批判“白专道路”,这可是撞到枪口上了。那是一个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特别重视深挖活思想的年代,面对学生“只专不红”的思想倾向,班主任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责任人。记得一次班会,王海增老师总结完班级工作,收起可掬的笑容,变得一脸的严肃:“我听说咱班还有这样的同学,想当民主人士!简直是胡闹!”说得大家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我也不知道这是说谁,因为我说的那句看来很典型的话我早已忘到爪哇国了,再说王海增老师也没有找过我,连毛毛雨都没下过。但不久,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校长在下午自习时间,在教室外走廊找我拉家常(其实是谈话,我木讷),能够受到校方如此青睐,我受宠若惊,当时手心冒了汗,心跳过100。校长先问我最近的学习情况,我喜滋滋地回答了一番(诸如作文入选,数学竞赛获奖,近期考试分数等)。我以为校长一定会鼓励我一番。出乎意料,校长话题一转,说道:“你刚才谈到学习好,但什么是学习好哇?所谓学习好,首先是政治学习要好,这是根本是灵魂……”接着,校长为我上了一堂短暂而又扣人心弦的政治课。我受到校长的单兵教练,是偏得:可这个“偏得”有点儿莫名其妙地沉重。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这位校长的零距离接触,他给我的强烈感觉就是话语丝丝入扣的严谨逻辑,和他身上散发的浓烈的烟草气味。

多少年后,我才略知内情,我特别要感谢王海增老师,没有他的担当,我很可能就是白专典型。校里都那么重视,而他只是泛泛地一笔带过,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没有雨点儿。他用自己的宽容和柔韧,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在读书期间,我是一丁点儿异样的感觉都没有,一丁点儿思想压力都没有。而学校其他班级,有的真是鸡飞鹅斗的,其当事者蒙受着很大压力甚至冤屈,有的下场很凄凉甚至凄惨;我们班却一直风平浪静(不仅是我,还有的同学有独立见解,特立独行,说的话不合时宜,但也都在班级里“自我消化”)。王海增老师是一堵挡风的墙,在那个年代,他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的人性化管理塑造了我们班“以和为贵”的班风。王海增老师的目光,穿越雾霾,让人性之花在石盘下,在泥泞中开放。

我们班“以和为贵”的班风,首倡是王海增班主任。继续坚持者是班主任赵惠芬老师。赵惠芬老师人称“大代数”,讲课严谨规范、娴熟洗练,有着“学院派”风度,是“教师中的教师”。她是接王海增做的我们班主任。她对这项工作很是投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她以母亲的胸怀对学生细心关心贴心。有一次我们班开班会,大家积极发言,谈体会、亮观点、摆问题、提建议。赵老师认真听每一个同学的发言,在两张16开白纸上列出纲目,择要记录发言的闪光点、关节点,然后勾勾画画,排列组合。待同学发言结束,她的“总结稿”也完成了。于是我们听到了她的既高屋建瓴,又如数家珍;既天衣无缝,又如唠家常的总结报告。她的缜密的总结,谆谆的教诲,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班要整体推进,不能有一个掉队。

这种“以和为贵”的班风也得到了全班同学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发扬。班干部首当其冲,是这种班风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其中代表性人物是赵有(他是三年三班第一任班长,后来是校学生会主席,后来是校筹委会主任,后来是锦州一高中老三届联谊会理事长),我们曾经同桌,我向他借过《毛泽东选集》,他向我借过《人民文学》,我们互相交流,毫无芥蒂。赵有政治性强(那时我理解的政治近于“公共事务”),脑子里总是装着学校的事情,一到下午自习时间,他常常“溜号”,也不吆五喝六地找人,独自默默地处理学生会工作。赵有最大的特点是宽宏大量,他理解每一个人,乐于为每一个人服务,他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困难、麻烦,甚至委屈留给自己。下乡他是我们公社带队的,回城他比较晚。他有一个小本,记载着锦州一高中老三届24个班的花名册,这个小本从学校带到农村,又从农村带到城里,对一高中同学他了如指掌。这么多年,特别是一高中联谊会成立以来,赵有输肝沥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地献身于一高中老三届的事业上,家里的事都丢给了老伴儿。也是我们班同学的老伴儿邓慧杰说:“过了半辈子,我和赵有只剩下同学关系了。”赵有用花甲之躯扛起了联谊会的大旗,把一高中联谊会各项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把我们班这种团结和谐的班风扩大与拓展,成为了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独特的校风(没有了学校,却形成了校风,堪称奇迹!)。

我们班还有一个校级学生干部是韩永吉。我们都是外县生,他根红苗壮,是校团委的委员,但他不偏执不张扬,不带阶级斗争眼镜看人,不以阶级分析方法行事。他尊敬老师,爱护同学,有老大哥的样子。我入团了,他找我谈话,说“你入团的过程有点儿曲折,但不能因噎废食,抓学习没错。我们都是外县生,我懂你。”他眼睛凝视着我,沉静的目光夹杂着关爱,这种政治谈话中的人性化语言温暖着我的心。文革开始,停止招生,他闻讯伤心落泪;柳明老师被当做牛鬼蛇神剃了“鬼头”,他把柳老师带到团委小屋,重新把“鬼头”修理过来。动乱年代,他很冷静务实,他认为自己无法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他仍在发热,是正能量;仍在要求进步,但没有伤害任何同学。

班里的其他干部也是能守住自己,压住了我们班的阵脚,班里互相有矛盾有分歧有争吵,但仍在可控范围,没有形成大的积怨。

即使在文革激烈的“文攻武卫”日子里,我们班同学间也是惺惺相惜,没有出现拳脚相加、兵戎相向的情况。1967922日,我起草了一高中联合兵团大联合倡议书,里面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我们要‘求大同存小异’,不能干那种把一切小异也统一起来才联合的蠢事,那样做,五百年,我们老死了,也联合不上!”第二天,我就到了被红三司控制的学校,那时,两派武器都还没有上交,有人说,这时危险。我很自信,没事的,那里有我班的王志强、张绍杰(他们是我们班头,也是红三司的头头)!我入团,他们没少操心。文革初期,我与王志强、佟秀珊都是一个小战斗队,写大字报一个名(王铁珊),步行串联一个长征队。我觉得即使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动乱年代,我们班里的血脉没断。说到王志强,我感觉他的人格魅力是思想比较敏锐,又能够团结人。在部队由于受到文革派性影响,从战士复员到地方当工人。在锦州重型机械厂,他脱颖而出,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转化,成了一厂之长,使锦州重型浴火重生,靠的是励精图治的胆识和海纳百川的团结的力量。这种企业精神是不是也有一高中663班的班风的基因啊?!

后来是下乡,我们班都到了绥中大王庙,分在四个青年点。我们青年点有曹青山、穆在伟、刘明影、王世文、汤慧波、佟 君、王世茹、王玉萍等,青年点的日子比较清寒,但基本上能够保证温饱,“风雪山乡结一家”,缘分啊。我们的“九口之家”,互相礼让,体恤他人,没有红过脸。我是点长,曹青山管财务。但在一高中读书时,他是班里的书记,我是团员。我们都是常喜书老师的亲传弟子。那时,我们前后桌,经常探讨字词句章。我有一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曹青山用毛笔写上我的名字,词典我俩共同使用。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本词典从第一页的“主”字,辨识到最后一页的“荣”字,统计我们究竟认识了多少字,结果是大约5900字(当然这里有“秀才识字认半边”的情况)。那种互相激励的学习多么愉快啊!在乡下,我常去县里、公社开会,几个月下来,管财务的曹青山给我出差补助费(按的是生产队标准,每天4毛钱、12两粮票),我不要,理由是我出差开会有时不要钱,有时花不了这些钱。曹青山说,这是规定。你不要,别人也没法要。这好吗?还是我们班的老支书,说话办事有棱有缝,比我周全。我们青年点生活很有规律,从没有断过粮缺过柴,我们点里的财务往来账比一般的小企业都规矩。老支书曹青山起到了管家的作用。

不仅我们青年点的日子过得很平和,我们班其他青年点也是如此。艰苦的生活,大家相濡以沫,共度艰难时世。这里的最为重大的成果是“里七外八”:“里七”,即“七小对”,我们班级内部有七位男生与七位女生结为伉俪;“外八”,即我们班还有八位同学与一高中其他班的同学喜结良缘。一高中姻缘占我们班总人数的48%;我们班的一高中姻缘占全校一高中姻缘的12%。这些在表面看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内在的粘合剂是我们班在一高中校园中初步形成的“互相欣赏,抱团取暖”的班风。这个“美丽的传说”已经成为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佳话,在全国老三届中也是凤毛麟角。

如是,我们663班的“以和为贵”的班风,可以说功在当今,也惠及后世啊!

说到这里,有关班风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只能是“且听下回分解”。这“下一回”的故事大家看在眼里,耳熟能详。但这里有一个人物还得交代一下。此人姓蔺(应该是战国时期“将相和”的主人公蔺相如的后代),名宜章。在杨园读书年代与我一样,不是什么班级干部。但他“和人”,有阳光小伙的幽默豁达,又有姑娘家的细心缜密,故人称“蔺婆子”。他也是从工人到干部,一路走来,官至市交通局副书记,专做人的工作。在一高中老三届联谊会成立不久的一次班会上,我们班联络员(也称班长)张绍杰举家赴京,提议由蔺宜章接任“班长”,大家一致鼓掌通过。蔺宜章的就职演说就两句话:“一是我要正名,我可不是一般意义的班长,我看了一下,在座的就我老年斑最多,所以,我这个班长是‘老年斑’班长。第二个,我虽然老年斑较多,但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这个‘班长’职责就是一个,为大家服好务!”又是一阵掌声。蔺宜章走马上任以来,把源远流长的战国时期蔺家“和”字家风和三年三班的团结友爱的班风拧成一股绳,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如企业家张宪华的实力,曹青山的财会特长等,把663班打造成一高中老三届的“和谐号”。

几年来,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班级工作呈现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态势。我们每一年都有开两次以上主题班会,研究班级建设大计;大家踊跃为校博撰稿,争当优秀博士生,总共有26名同学在校博发表作品540多篇,占校博发表作品总数的14%;参加艺术团演出十分踊跃,登台者超过15人;参加书画部、摄影班活动的也有十多人,继五年前我们班出了《66寿典影集》之后,今年又出版了《聚散总是情》回忆录选集(人称与时俱进生二胎);为了使班级活动有个资金保障,从2008年以来大家积极缴纳班费累计4.5万元之多;我们班参加联谊会理事会、校博和各类丛书编委会人员也是最多的。有人说,三年三班是旗舰,我们不敢苟同。如果说旗舰,那只能说是齐心协力之舰

我们还在努力,班风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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