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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如烟往事四十载 难忘岁月难忘情

 
 
 

日志

 
 
关于我

1963年8月24日,66届同学开始进入锦州一高中,这个日子,就是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共同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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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记工员  

2016-06-19 05:48:39|  分类: 一高中人在各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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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情深谊长》之五

65届学长  周素兰  

那是1969年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已经悄然离去。暮色之中的三小队正是全家人围拢“吾恰克”吃晚餐的时刻。我们也不例外,刘知良刚刚把做好的汤面条的锅盖掀开,一股清香就扑鼻而来,不免让人增添了几分食欲。我拿起放在“吾恰克”上面的火柴,把小油灯点亮,正要拿碗盛汤面条,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刘知良随口问了一句:“谁?”门外回应一声:“曼!”(汉语“我”的意思。)刘知良一下听出是小队长的声音,忙放下手中的锅盖,把门打开。小队长一进门,就连说了两句:“塔特勒克,塔特勒克。”(“好香,好香”的意思。)刘知良赶忙让座,请小队长坐在刘知良用麦草杆铺好的床上。然后问:“塔玛克以孜姆?”(“吃饭了吗?”)小队长也没客气地说:“呀,呀。”(意思是“没有”。)刘知良请小队长和我们一块吃饭,小队长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我看到小队长满脸憨厚的样子,直想笑,但我还是控制住了,忙接过话茬说:“焉依力。”(“一块吃吧”的意思。)说话间,刘知良已经把盛好的一碗汤面条递到小队长的面前。小队长看见我们俩诚恳的样子,也就没再说什么,接过碗和汤匙,坐在床上吃了起来。小队长边吃边赞不绝口地说:“塔特勒克!塔特勒克!”并对我竖起大拇指:“亚克西,亚克西!”我笑着说:“不是我做的,要说亚克西的应该是他。”小队长满脸狐疑有些不相信地说:“哑克,哑克。”(“不,不”的意思。)然后,又转过脸来面向刘知良问:“啦斯底干?”(“真的吗?”)刘知良含笑地点了点头。小队长了解刘知良是一个从不说谎的人,但还是有些不相信地看着刘知良,因为,维吾尔族老乡有一个习惯,男人在家里是从不做饭的。从小队长的眼神看得出心里似乎还在问:“真的是这样吗?”刘知良看明白了小队长心中的疑问,很认真地说了一声:“啦斯!”(“真的!”)这时,小队长才相信:“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刘知良用维语又补充了一句:“汉族同志很多男人在家里都做饭。”小队长又连说了几个“好”。

小队长的到来一定是有什么事,而且是收工后没有回家,直接到我们这来的。这时,我开始收拾洗刷碗筷,小队长和刘知良聊了起来。虽说我不能完全听得懂他们说话的全部内容,但也能听懂一些。刘知良的维语水平比我强多了,因为,他整天和维族老乡在一起劳动,维语听说能力有了很大的长进,基本上可以和老乡交流对话,特别是生活、劳动等日常用语。

 我听他们说的意思,好像是社员工分方面的事情,社员对工分很有意见,需要进行调整等等。小队长讲完以后,只听刘知良说:“我考虑考虑。”小队长听到刘知良没有明确表态,摇着头,带着几分焦急,又几分恳请的表情说:“呀,呀,呀。”(“不,不,不。”)又接着讲:“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副小队长、小队会计、小队出纳和社员代表共同商定的意见,你无论如何也得接受,这是全村社员对你的信任,你不能辜负他们对你的希望和真诚的心!”小队长这些话,我只听懂了一个大概,完整的意思是刘知良在小队长走后对我说的。刘知良望着小队长那恳切又充满期待的目光,脸上泛起一股感动的表情,点点头说:“玛乎!”(“好吧!”的意思。)小队长见刘知良答应了他的想法,高兴得猛地击了一下手掌,大声地说:“那哈依提,亚克西!”(“太好了”的意思。)

这时,小队长站起身说:“时间不早了,明天,我再把有关记工分的详细情况说给你。”然后,兴奋地走出房门,消失在已经漆黑的夜色中。

送走小队长以后,刘知良进屋拿起火柴盒,抽出一根火柴,用火柴杆把灯捻拨了拨,屋内亮了一些。然后,把小队长说的事情经过讲给我听。原来小队前后换了两任记工员,都不理想,不是缺少责任心,就是不够公正,甚至有亲有疏。从两个多月的接触中,社员觉得刘知良为人热情、公道,干什么事认真、周到,大家觉得是一个理想的记工员。

 从情理上,我觉得应该应承下来,但能不能做好,我真的心里没有把握。一个是来的时间比较短,对队里的情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二是虽说农活并不复杂,但细分起来也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能不能掌握得了;三是工分的标准,不像一杆秤,是半斤跑不出八两,而工分难有一个精确的标准;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子,全家的生活都指望那点工分呢,稍有不慎,该会承担多大的责任呐。我是觉得应允下来,有点缺乏全面的考量。当我把想法说给刘知良以后,他的担心倒不在这几点上,他说:“只要有责任心,有事业心,认真、细致、公道,就一定能把工分记好。稍有担心的倒是目前语言掌握得还不够全面,不够娴熟,深入的交流还有一定的障碍,要抓紧过好语言关。”

 第二天出工前,小队长召开了全生产队社员会议,公布了记工员调整的意见。当大家听说由刘知良担任记工员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社员都高喊:“构修力密之,构修力密之!”(“我们赞同”的意思。)看到社员如此地拥护,刘知良有点腼腆地低下了头。小队长让他说两句,他不好意思地简短地表了个态:“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会认认真真地为大家服务,公平公正地为大家记好工分。”小队长当众把工分簿交到他的手中,他认真地接了过来。从那一刻起,刘知良每天出工的时候都随身携带工分簿。为了过细地工作,他还从大队商店买了两本厚厚的记事本,然后,在里面画出表格,用汉语和维语把全生产队社员的名字分列出来,并列出每天出工的情况,每项农活的评分标准,这两个记事本也同工分簿一并带在身上。

 每天早晨,他早早地就来到生产队。小队长派工的时候,他把每个劳动力干什么活全部记在记事本上。收工前,他都到各个工地或地块了解掌握每个社员的劳动进度和工作质量,并按照相应的标准测算出应得的工分。起初,为了不出差错,他主动请小队长把关。小队长经过审核无误,他在收工的田间地头把社员召集在一起,公布当天每个出工劳力所得的工分,并同时征求大家对每个社员所得工分有什么意见。在征得大多数社员意见一致后,再最终确定应得的工分。然后,回到住宅把记事本上的工分再誊写到工分簿上。为了便于社员掌握,也为了得到大家的监督,他每半个月把社员所得的工分叠加在一起,写在大白纸上,张贴出来。由于他始终坚持认真、细致、公正、透明、民主的记分准则,很快赢得了社员的信任,许多社员说:“刘知良本身就是一杆称,他记的工分我们放心。”

 刘知良担任记工员以后,生产队在工分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矛盾。社员的气顺了,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也为小队长分了不少忧。可自从刘知良担任记工员以后,每天晚饭都吃得很晚。刘知良做事执着,收工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把记事本上的工分抄到小队的工分簿上,什么时候抄好了,核对无误后,什么时候才开始做饭。用他的话说:“这是生产队的大事,不能延误。”

 在担任记工员期间,他照样和社员一起劳动,从未借故脱过产离过岗。一直到196910月下旬,公社调整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点,他才把生产队的工分簿连同记得密密麻麻的记事本一并交给了小队长。今天想起来还有点遗憾,没能把记事本保存下来。

 每当回首接受再教育的往事,刘知良都说:“最难忘的就是在三小队当记工员的那段日子。因为,那段岁月让我了解了农民尤其是了解了维族老乡,不仅为他们尽了一点义务,更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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