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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如烟往事四十载 难忘岁月难忘情

 
 
 

日志

 
 
关于我

1963年8月24日,66届同学开始进入锦州一高中,这个日子,就是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共同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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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河西不了情  

2016-05-12 07:15:34|  分类: 老照片里的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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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届6班  陈德罡 钟丽华 (北京)

十年河西不了情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不管三十年,还是十年,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人生的悲欢离合,晦吉否泰是有定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不信命,但有些事实让人不得不信。也许我们这些老三届48年前正走“背”字,赶上了“十年河西”这句箴语,一古脑儿被打发到“河西”——确切地说是“六股河西”——绥中县各公社去改天换地。期限有二年、三年、五年……不等,最多十年。我们夫妻俩属于期限最长的,从1968108日起,至1978年高考发榜,举家返城止,整整十年。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是我们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十年,更何况那十年是那样的难挨,难忘。我们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老三届中每一个人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印记。

一、    下乡——盲目无奈的选择

众所周知,1966年中华大地骤然卷起的漫天风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那一刻起,仅二年时间,就把刚刚渡过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的好日子折腾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停业、商场停市。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史无前例的大字报、大串联、大辩论、大批判、大抄家、大型武斗和打砸抢的狂热之中。

尽管这样,还有人别有用心地宣称“不乱不治,大乱大治”,“形势大好,不是不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试图以自欺欺人的口号掩饰乱局。

事与愿违。别的不说,就说牵涉到千家万户的新、老七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安排就让人头痛。让他们都去部队不行,都去工厂不行,都在家待业更不行。把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放到哪里去才行呢?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办法总比困难多”,而对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拿不定主意,主席几句话打破僵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就这样,历时十年的牵动数千万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帷幕。也就有了文章开头那样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场面,青年运动的历史也就在这里开动倒车。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能“顺顺当当”地上山下乡,并在农村“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败中取胜”工程。不过这个“工程”取胜,有三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是必须明确的。 

第一是当时领袖的权威是空前的。谁都知道,文革开始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党内走资派”统统被打倒,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意吹捧,领袖的作用越来越显赫,形象越来越高大。“言必称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伟大领袖就打倒谁,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几乎达到“造神”的高度。试问,这样的权威过去有过吗?

第二老百姓的崇拜是盲目的。也正因“党内的走资派”全被打倒,老百姓心目中的领袖只剩一个。在历来崇拜权威的国度里,是“不二法门”的。对领袖是“无条件服从的”,“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看,老百姓对领袖的崇拜盲目到什么程度?

第三,学生们的行动是无奈的。作为始于造反,惯于造反的红卫兵小将,是先天性抵制权威的。“老子天下第一”,“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是自己的旗帜。可是,在我们回顾走过来的造反历程发现,“怎么?我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今天打倒的,明天又站了起来,明天站起来的,后天又被打倒”,“怎么那些‘老保’‘逍遥派’却是‘常有理’”。于是,我们困惑了,无奈了,我们还不如干脆躲到“广阔天地”里去逍遥逍遥吧!于是自己去迁户口,自己去托运行李,自己去和朋友告别,一切都是主动与无奈的。

靠“绝对权威”,“盲目崇拜”和“无奈的行动”为支柱的举动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这也决定了这场知青运动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他着手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和知青返城。用他的话说“上山下乡,我们用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小平的话,形象地为青年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至此,历时十年的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寿终正寝。

二、    常家沟——我们的第二个家

我们是1968108日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绥中县大王庙公社东双大队常上生产队的。我们一行十人:六男马德祥、宿希武、韩玉儒、赵荫男、陈德罡、钟志英(丽华的弟弟),四女:张秀英、张淑华、李桂荣、钟丽华、(李涛后来)。当天晚上,生产队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和水果。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在一名社员的引导下,沿着生产队的边界走了一大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同去的几个青年人都异口同声地嚷道:“这里太美了!天辽地阔,山青水秀,这辈子不走了!”(想不到这句话险些成为现实)

我们东双大队地处公社最东边,与高甸子公社接壤,南有废弃的龙屯水库。常上生产队在常家沟沟里。因为地把一头,土地面积大,山上果树多。约有三千多棵,又多是结果树,因此生产队年均分值高,几乎年年居东双大队之首。社员家庭生活富庶,外村的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生产队里资源丰富,我们十多个青年的到来,不会影响他们的个人收入,老乡对我们都很热情。

我们刚到队里,正赶上秋收,地里庄稼熟了,梨果也熟了,又是梨果大年。望着一年辛勤劳动即将变成丰硕的果实,想着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鼓起来的钱袋子,老乡们心里都乐开了花。他们谈论最多的是谁家的房子要翻新了,谁家的儿子要娶媳妇了。我们这些小青年也由衷地替他们高兴,也头一次体会到:“农民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由于我们这拨青年新来乍到,生产队对我们格外关照。干活时队长常说:“别看你们个头不小,有的还五大三粗。可是你们没干过农活,没有长劲,别累坏了,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女同学都被安排在梨场选梨、包梨(出口)。男同学由山上往山下挑梨或扛梨包。活虽重些,但我们都吃得消,不叫苦,不叫累,也都知道对梨格外小心。

割地时,组长都把垅头短,长得整齐的给我们。即使那样,有时还回过头来接我们。休息时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一些简单地农活常识。并一再嘱咐我们别累着,多加小心。

一个月下来,该评工计分了。自报公议时,我们男女同学都很谦虚地给自己打低分,可是队长、生产组长都说:“青年们这样就很不容易了,这次评分高些,没关系,以后再严吧!”结果以后每次给我们男女青年评的工分都不低。

十一月十五日结账,我们干活刚满一个月,结算时,我们拿着沉甸甸的几十元钱,高兴极了。因为这里有我们第一次劳动的结晶,也有乡亲们对我们的厚爱。

我们青年点十个人几乎都是同班同学,平素关系就很融洽,虽介入学校、市里的“文革”运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没受什么影响。如今“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

一个伟人曾说过“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为了解决青年点吃饭问题,我们先是安排一男一女合伙,轮班做饭。女同学掌勺做技术活,男同学打杂干力气活。虽然女同学原来在家里也不一定常做饭,厨艺水平也不是很高,好在青年点大锅大灶,饭菜简单,一学就会,何况同学们都不计较,吃饱了就行。男同学积极主动,劈柴、挑水、抢着重活干。不怕脏,不叫累。可以说当时的“男耕女织”,无忧无虑的青年点生活大家是很满意的。

后来,生产队为了照顾 我们的生活,专门安排一名女同学在家做饭,工分由队上补贴。这样一来,我们青年点的生活更井井有条了。养猪、种菜园、种自留地,过年还自己包饺子……总之青年点的日子红红火火。

当时我们青年点最快乐的时分是我们收工回来,饭前饭后“侃大山”。同学们都愿意把一天干活时见到、听到的新鲜事、新鲜人活灵活现的记录下来,复述出来。时常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回想起来,当时最令大家钦佩的是已经逝去的李桂荣同学。在高中读书时,她就是校广播站的广播员,校话剧队的主要演员,学什么像什么。下乡后,她能把自己看到、听到的笑料拼凑在一起,惟妙惟肖,声情并茂地表演出来,夸张但不走板,诙谐又令人回味。回城前她被大王庙公社广播站聘用。

可以说,那段日子青年点的生活我们很惬意,家长很放心,社员很羡慕。

遗憾的是,青年点这样的好日子,只维持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以后随着知青抽工开始,有的抽工返城,有的当地安排工作,有的还乡,还有的在农村结婚安家。就这样原来好好的青年点散伙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这拨青年有幸遇到了生产队的好当家人——队长刘文新大叔。从他那里,我们开始了解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

文新大叔出身贫寒,但不卑不亢,其貌不扬,可城府挺深。若不是亲眼见他头头是道地评《水浒》,论《三国》,侃侃而谈《东周列国》,你根本不会想到他没读几年书。有人说他是“奇材”,这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他至少是个人才。解放前,为讨生活曾背井离乡,外出做工,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解放后在农村搞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等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硬是凭着敢想,敢说,敢作为,敢担当的品格,赢得了身边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多次被选为生产队长,并且连任。

六、七十年代,国民经济凋敝,特别是农村,食不果腹,外出讨饭是常有的事,可是常上生产队却一户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文新大叔在他“执政期间”采取了灵活的“富民政策”。

常上生产队虽然果树多,但那多是树龄长,且品种过时的梨树,应当及时更新换代。他能力排众议,在改造原有老化梨树的同时,大面积栽植好品种苹果树。社员由不理解到理解,再到精心看护,没几年功夫,新栽植的还不太高的苹果树上结出金灿灿的果实。人们都由衷地服气了老队长的远见卓识。

大王庙公社虽地处半山区,但有些地方烧柴却成问题,随着盗砍滥伐形势日趋严重。老队长看在眼里,当机立断,在百忙中布置社员大面积种植生长快、易见效的洋槐等树种,并派老弱人员严格看护,建立责任制。不到二三年时间,在周边各队都为烧柴发愁时,常上队却是“家不愁烧,山不愁绿”一派自给自足景象。谁不佩服老队长的高明。

常上生产队因为果树多,才分值高。可是一年只有一个“秋”。社员都希望平日手头多些零花钱。队长看到这一点,不止一次鼓励社员发展养蜂、养猪、养鸡、漏粉等家庭副业,并且身体力行。为解决养猪饲料和漏粉材料的粉碎问题,生产队在饲养处门前专门设置一台粉碎机,免费为社员需要服务,过年过节几乎家家都有猪可杀,有粉条漏。自家用不了,拿到集上换点零花钱,他从来不闻不问。在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有人和他反映,他只是淡淡地说:“都是家产的,换点零花钱总比放坏了好”。

在老队长任职期间不搞家族派性,任人唯贤。常上生产队刘、陆两大家族已有几百年历史,摩擦不少。可是他说:“在我执政期间,只要人正派,有才干,就大胆起用。不管刘姓、陆姓,都是一个屯的勤劳百姓”。同样对下乡青年也一视同仁。我在去东双学校当民办老师之前在生产队曾任过现金、会计、农业技术员,每年秋天都跟车去绥中卖出口梨,期间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卖出口梨结账,账房会计用的是大算盘,可能由于匆忙,竟拨错个珠,结果多付我队100元。接过钱一数我就觉得不对,忙跟二位车老板说:“这个多付的100元钱,我们不能收。”两个车老板也同意。于是我们三人回到柜台上,让会计再核对一下。核对后果然承认多付我们了,把退回的钱收下,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回到队上,我把退钱的事告诉了老队长。他说我们做的对,不能因小失大。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们卖出口梨从来没遇到检质时压级压等现象,这也许就是老队长指的“大”吧。

头脑聪明的老队长也有为难的时候。老队长虽然出身贫农,可是队长家大婶却是出身富裕人家。最要命的是大婶的父亲伪满时期在铁路上工作,因为工作突出,被提拔为山海关沿线一个小站的站长。按照文革期间的规定,象这种身份应划为被专政对象。老队长的岳母在世时,老两口住在山海关,后来老伴去世,只剩老头一人,年纪大,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

抛开老岳父不管,自己当自己的队长,这样的事他不能干,因为“孝”字打脸;把老岳父接到家来也不行,因为当时生产队是“一级政府”啊,是要抓阶级斗争的,而队长的岳父竟是专政对象,这样的阶级斗争可怎么开展?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岳父接来,自己辞去队长职务,免得别人说闲话。

他把自己的想法拿到队委会上和干部们讲了,大家不同意,最后队委会的意见是召开全队社员大会,由社员来表态决定。

谁也没有想到,全体社员大会的进程比队委会进程还顺利,没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一致同意队长把老岳父接来照顾,队长照干不误。当时有两个镜头我至今不忘:一个是在他发言时讲到“谁没父母,谁的父母没有老的时候”时老泪纵横;另一个是当他见到社员全数通过他“把岳父接来养老,但不许辞职”时,深深地给大家鞠一躬,连说三声“谢谢,谢谢,谢谢!”。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文新大叔当年的所作所为,不是同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一模一样嘛,为了本屯乡亲吃饱吃好,突破当时的政治樊篱,不怕扣政治帽子,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忍辱负重,心中始终装的是最底层的百姓,是最贫苦的农民。

三、    养儿才懂乡亲情

我们俩是七零年暑期结婚的,婚礼极其简单,只是准备一些糖果招待周边的同学,插队的“五七”大军,及看热闹的邻居孩子。当时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下子你们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了!”我俩嘿嘿一乐,不以为然。因为我们觉得在农村结婚、安家与“干革命,特别是干一辈子革命”没什么必然联系,实属无奈之举。

因为当时青年点已经散伙,象我们这样长期租住在老乡家也不是办法;另外,也是最重要一点,是原来下乡之初,上级明文规定二年内不在下乡知青中抽工,结果不到二年,家庭政治条件好的或比较好的都已经抽工回城或在当地安排工作。我们东双大队连初中(铁二中)的小青年,只要家庭政治条件好也都回城了。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长有历史问题的同学只能望洋兴叹,作壁上观。

事后也有人曾关怀地问过我们:“你们因为结婚,不能回城不后悔吗?”我俩坦诚地回答:“我们至今仍然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俩人彼此都很真诚,我们是在最孤独的时候找到了知音,在最无助的时候找到了依靠。”这个回答看似浪漫,其实是心里话。

按当时的生育政策——“一对夫妻一对孩,相隔四五年”。说来也巧,我们的两个儿子正降生在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七一年“副统帅”折戟沉沙前,一个是七六年“四人帮”轰然倒台后。可以想象在当时那样动荡地政治环境和濒临破产的经济环境下,二个下乡知识青年要想哺育好,养育好两个孩子是一种什么情形?但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当时我们在常家沟父老乡亲的呵护下,帮扶下,一路走了过来,而且走的挺好!

我们的大孩子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外婆家,虽然奶水不足,但在外公、外婆的精心喂养、调理下,生长很好,很讨人喜欢。半岁时返回绥中。一下火车,望着白白胖胖的儿子,我都不大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说来不怕别人笑话,当时我都没敢伸手去接儿子,倒是丽华的弟弟一把把外甥接过去,让我好生难堪。

可是到了我们常家沟,虽然不缺吃,不少穿。可那里的粮食怎么和江南渔米乡比,没几天孩子明显瘦下来。随后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感冒、发烧、咳嗽是常有的事。连赤脚医生也纳闷:怎么不到一岁的孩子竟有“老化性气管炎”症状?(不是误诊)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邻居的婶婶、阿姨们也替我们着急。每天见到丽华的第一句话都是“孩子怎样了”,接着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想办法。有一天,倒是她们的议论启发了我。她们说“有时孩子咳嗽、发烧是表象,长时间不见好,是不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于是我就问大伙,“怎么能加强营养呢?”话音没落,老陆家三婶就说:“我家新买猪崽,不爱吃食,你三叔怕猪崽营养不良长得慢,前几天在集上买来一只奶羊。现在天天挤奶喂它,还挺见效。你不妨也给孩子喂点羊奶试试。”

“有病乱投医”,我就拿了个小碗给孩子接一小碗,用纱布过滤一下,熬开后放点蜂蜜(我们那里养蜂人家多),果然孩子挺爱喝(大概他也饿坏了),以后一天比一天喝的多,小脸也一天比一天胖了起来,活泼可爱极了,就连常中队社员干活休息时也凑到我家门前逗一会。

我们知道老陆三婶家孩子多,家境困难,这样关照我们和孩子很是过意不去,就主动把家里的苞米面送了过去(当时我们没有更好的东西了)。她说什么也不收,我们说:“这不是给人吃的,是喂羊的,羊吃了奶多了,我们的孩子就胖了”。见我们实心实意,她们才收下。

奶吃好了,孩子胖了,病也没了,人见人爱。会走路时,挨家乱窜。谁家有好吃的都少不了他。特别是别人家过年过节杀猪,他都凑上前去,拿根秫稭帮人“搅猪血”。吃饭时,饭桌上都少不了他这个“小帮工”的。可以说,我家儿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值得记忆的是,一次他见到邻居家掀锅时“饭”味有点特殊,他没闻到过,原来是那家粮食不够了,锅里贴的饼子里掺了糠。他站到人家锅台边上不动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把自家的玉米面、地瓜两掺面饼子送给人家,给他换来糠饼子吃。从小让他尝尝“吃糠嚥菜”的滋味,对他的成长也没坏处。

我们不仅和队上的婶婶阿姨关系好,就连队上鳏寡老人和我们相处的也十分融洽。五保户赵士宽大爷在送走他老母之后只剩孤零零一个老人,背也驼了,牙也掉了,很是可怜。生产队在青年点房子一头给他隔出一间房,和我们成了邻居。赵大爷年轻时闯过关东,见过世面,有经历有见识,干净俐落,为人和蔼可亲,很受大家尊敬。

赵老格外喜欢我大儿子。每逢我家里有什么新鲜饭菜我们都叫孩子给他送过去,让他尝尝。每次他都十分客气地拍拍孩子的头,说声谢谢,多年来,我们相处得就象一家人一样。

我俩人上班,有时赶上阴天,他都把我们晾在外面的衣服捡下来叠好,晚上交给我们。甚至还帮我们把干柴备好。有时鸡、鹅要下蛋,家中没有人,他都帮我们把鸡、鹅赶到空着的猪圈里,晚上把捡好的鸡蛋、鹅蛋交给我们。

特别是生产队饲养处门前有口井,没井台,井口是用石板砌个井口,水很深,小孩在周围玩时很危险。每逢他看到孩子们在井边玩耍总要提醒。特别是当他看到我家孩子在井边玩,都一再嘱咐离远些,有时不放心就干脆坐在井旁的台阶上看着,生怕出事,比我们当爹当妈的都上心。

说心里话,和我们一家四口人最亲最近的应数队长家大婶——李美英。文新大婶举止端庄,谈吐得体,待人热心,爽快大方,里里外外一把好手,颇有些李双双、阿庆嫂派头。

她从不以“队长太太”身份自居,倒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为队长大叔帮了不少忙。

我们这批青年刚到队上,男同学住在一户空闲房子(原房主在常西队另有住房)。我们女同学就安排在队长大叔家。谁都知道五间房子平空挤出一半接纳新青年是多么麻烦的事,可是大婶硬是接了下来。而且对几名女青年百般照顾。缺啥送啥,毫无怨言。一住一年多,直到新青年点房子盖好。用她自己的话说:“谁让咱是队长家,青年来了,咱家不安排谁安排。”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大婶对我们家的两个儿子格外关心,不亚于他自家的孙男弟女。我大儿子生下来奶水不足,她百般照顾。后来丽华也去学校教书,我们又有了二儿子。没办法,儿子满月后我们就把孩子放在大婶家。丽华只是抽空回家喂奶。而伺候小孩的那些事全都交给大婶家。谁也想不到,大婶把我二儿子收拾得格外干净,格外讨人喜欢。可以说我家的二个儿子都是在大婶的呵护、照料下长大的。

我们高考回城后,大婶舍不得两个孩子,她借来锦看望她弟弟的时候,每次都要到我家看看大波、二波。我们听说大婶到锦也抽空去看大婶。这么多年一直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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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甘当乡下“孩子王”

1971年底,随着大批知青招工返城,乡下民办教师严重缺员。这时剩在乡下还没走的老高中知青就成了香饽饽。尤其是当时教育改革,初中戴帽,能胜任初中教学的人员更是急缺,我们东双大队学校正是这种情况。

东双学校校长(亦称学校负责人)刘文宝三叔是我们队长的弟弟,住在常上生产队,平素我们接触比较多,他对我们夫妻二人都很了解。于是他和大队领导及公社教改组提议,想让我俩去东双学校代课。公社教改组、公社文教马助理都同意。只是大队领导有些顾虑,认为“当老师是农村中的美差事,好事不能都给一家”。于是经过大队、公社磋商,决定在全大队考试招聘,但一家只能派出一人参加。

当时公社文教马助理曾问我:“能不能参加考试,有多大把握”我毫不犹豫回答:“一定按时参加考试,若不考第一名,我都不来。”口气挺大也是逼的。参加考试的除应聘人员外在校的老师也都参加 了。结果我在应聘人员中考了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位由沈阳某大专院校返乡的大专生。第三名是谭振儒同学。我们没给锦州一高中丢脸。于是前三名应招,谭教小学,任班主任,我教初中物理和体育。

半年后,由于生源不足,老师又超编,又要减员。听到这个消息,我衡量了我们后补的三个人,另两个人的家庭政治条件都比我好,何况老谭还是我高中的同班同桌同学。于是我主动找到校长文宝三叔,请辞,不想让学校为难。三叔说:“这件事大队、公社还没研究,等研究之后再说”。那天谈话后,我自己就没去学校上班,在家种起秋菜来。

我正在园子里忙着干活时,校长三叔下班跟我说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事情是这样的,19719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下发了揭发该集团罪行的宣讲材料——“五七一”工程纪要原文,学校只有一份,我没去学校那两天,学校我正组织老师们学习、讨论此文件。学完后,老谭跟校长说“想借此材料回家再看看”。校长答应了,把材料交给他。结果在校长再找老谭说“上级要收回该材料”时,老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文件了。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问题。大小算个“事件”,更何况此事发生在老谭这个高中念书时就曾有过“政治污点”的人身上。于是大队公社教改组决定再把我叫回去,我就这样“二进宫”,而老谭从那时起就与教师无缘了

想一想老谭真是冤枉。念书时堂堂的锦州一高中学生会主席,只因为同学间开开玩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荒唐话,竟被人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就连下乡,也要被人监视着。后来多亏老班长苏海发等人出证,多方斡旋才得以平反。谁想到好日子没有几天,又天降横祸,贪上这门子官司。老谭大哥,这就是命啊!

我再度走进学校,工作比以前更积极了。老天成全人,在我任教的那个班,我任教的物理、体育二科竟放了二颗“卫星”。一是在全公社初中物理竞赛中,我教的学生韩建林获全公社第一名,这是建校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二是在全公社体育运动会上,我的学生韩福林获中学生手榴弹掷运第一名,并代表大王庙公社参加绥中县中学生比赛,又获第一名。当时惊险的一幕是:赛场的裁判老师都以为一个初中生手榴弹掷运不会太远,没曾想他竟把手榴弹掷到裁判老师们的身后,好危险,都吓一身冷汗。原来这个学生从小就陪家长放羊,几乎天天抛石头看羊群,掷得又远又准。没想到这绥中县出名了。

72年随着“教育改革回潮”,为提高教学质量,绥中县组织“教育革命检查小组”我有幸代表公社参加。被分配在宽邦、西平、葛家、四中(原绥中高中)组。通过检查三个公社中学和一个县中学的教育、教学情况。我提高了认识,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在大会综合汇报时,不只一次听到其他检查组的同志市高度评价锦州一高中知青,在绥中县教育战线上的突出贡献。心里很欣慰。

1973年初,公社教改组岳老师找到我说,“公社上片中学缺人,想起用丽华”。但要求我们俩都由东双学校调到公社上片的大黄中学点。我俩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从那时起,我俩就都属于公社社办教师,每人每月35元工资。两人计70元的工资,在当时当地是很可观的了。

在大黄中学点那一年半时间,我教六、七年两个班数学兼班主任,丽华教一个班语文,兼学校音乐课。因当时“批林批孔”需要,她又兼管学校文艺活动。在那段时间里,学校和大队领导对我们一家三口关怀有加,我们的生活是充实的,工作是努力的。丽华每个学期都被评为学校和公社先进教师。

“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俩在大黄中学点“口碑”不错,受到公社的好评,于是东双学校的校长和大队书记出面要求公社把我们俩调回到“户口所在地”东双学校来。74年下半年我们就又被接回常家沟。

这次“荣归故里”,学校和大队对我们格外照顾,生产队把原来青年点五间正房的一半为我们收拾好,而把后来绥中来的小知青(男生)安排到社员家去住。

这次回东双校我任七年级班主任,教数学和化学课。丽华任六年级班主任,教语文课和学校音乐课。我二人虽然负担重些,但忙忙碌碌倒也充实。同学间、师生间关系都很融洽,大队、公社领导都很满意。丽华照样每学期都被评为先进教师,我也曾被公社评为先进下乡青年,并出席绥中县知青代表会。

在我们当年教过的学生中,有人在77年,78年恢复高考时也登上考场,一试身手。其中就有好几名学生被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录取。我班的学生韩成林同学就被南京一所大学录取。在他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第一时间跑到学校向母校老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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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次违心的大会发言

七五年以后,我在公社大会上共发言过二次。第一次是75年底,在公社《批判右倾翻案风大会》上,我受公社教改组指定,批判原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指示“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周荣鑫,何许人也?在72年以前,我一无所知。只是72年我“有幸”参加了绥中县教育革命回潮检查组才略知一二。至于罪行更是不知所云。没办法,既然让我批判,我只好寻来近期报纸,搜肠刮肚,断章取义地罗列一些所谓罪行,无限上纲,臭骂一顿。虽说不痛快,但不屈心。因为邓小平、周荣鑫知道我是谁?何况当时全国批判他们的人不计其数。事情过去就不去想它了。我心里没有一点负疚感。

可是在第二次公社召开的“公审批判大会”上,让我批判杀人犯兰立华,我却十分震惊,茫然不知所措。不是我不认识兰立华其人,而是太认识了,不是我不知道他杀人这件事,而是我太清楚他杀人的前因和后果了。

因为篇幅关系,这里只能先说个梗概。

(一)事件

1975年夏,东双大队杨家生产队青年点发生命案。下乡青年程启涛熟睡时头部被人用镐头砸了,当场死亡。天亮时有人发现后报告大队、公社、县公安局,当天在去往绥中的高梁地里抓到背心上还有血迹的嫌疑人兰立华。兰当场承认程启涛是他一个人杀的。他是准备回锦州看看母亲再去自首。

(二)杨屯青年点。

杨屯生产队位于东双大队最东端,南邻龙屯水库。6810月东双大队接收知青后,因多次抽工,各青年点人数几经变化,大队对青年点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最后杨屯生产只剩四名男知青:

张×华:原铁二中第一批知青,当时在大队广播室工作,吃住在大队部。

兰立华:原铁二中第一批知青,常在青年点居住,有时被外派做民工。

王×学:其姐姐是原铁二中第一批知青,他投奔姐姐来到东双大队,其姐姐早已抽工返城。

程启涛:锦州市74年以后初中毕业生,其父是锦州罐头厂干部,因与大王庙罐头厂有工作关系,将其子安排在东双大队青年点知青。因其年龄小,不懂事,有伤害社员利益行为,社员对其有些意见。

(三)兰立华其家、其人

兰立华家庭出身中农,父亲是锦州机务段司机,为人热心、耿直,被人称“兰大车”。文革武斗时,两邻居家发生口角,他去劝架被屋里扔出的手榴弹当场炸死。其妻悲痛致精神失常。兰立华是家中长子,下有妹妹,家庭生活困难 。(评:抽工时,有人说兰家庭出身富农,父参加武斗被炸,实属人身攻击)

兰立华是第一批知青。随青年点变动,他呆过的常家沟,东双,杨屯等生产队对他评价是:干活卖力,吃苦在前,爽快正派。74年前后抽工,兰以为自己家庭出身好,干的也不错,又是第一批知青,早就应该轮到自己了。因此对大队主管干部有些意见。加之平时在生产队见到过个别大队干部向生产队要过东西,青年抽工时接受过好处。于是用小字报写出,并张贴在公社门洞墙上,声称如果公社不调查处理,他将采取“必要行动”——绝食,以示抗议。

见公社不答复,即开始绝食,期间本大队青年曾纷纷劝慰,并喂他葡萄糖水,长达78天,幸好没出意外。后来公社青年助理接待他,答应调查他反映的事情,答应在以后抽工时考虑他的家庭困难和回城要求。他才复食。

(四)兰立华杀人前细节

75年夏,兰在外地当民工。当他由外公社青年那里听说青年抽工消息,急忙赶回青年点。回到青年点只见到程启涛一人。一天因下雨,兰把浇湿的衣服晾到室外,口袋里有10元钱忘掏出来了,等他捡衣服时,发现钱不在,便问程。因为青年点当时没有别人,程只好承认钱是他拿了,还给兰。并让兰别告诉别人。兰答应,但兰要求程在选举青年回城时投自己一票,程也答应。兰以为这回抽工返城该没有问题了。

在青年投票选举那天,公社青年助理杨*平知道兰之前在公社门洞贴小字报和绝食一事,怕出事,早早来到青年点监票,投票时张*华、王*学、兰立华都各自投了自己一票,因为这次青年点返城名额是二名,所以大家都期待着程启涛那一票(因为程年龄小,他根本不做回城打算)。

谁料事先“有人”就看到这步棋,利用手中的权利做好小程的工作,要他把票投给张××、王××。结果青年点四人走两个,张和王。

选举完,张回大队部,王去大队书记家报喜。公社青年助理怕出事当时没走,一直呆到晚上10点多钟。一看程象无事人一样早睡上八道岭去了;兰一直在看书,也没什么别的动静,就骑车回公社了。

就这样,兰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狠下心来,天亮前把镐头砸了下去……,也没擦身上的血迹,就走出门去,见到起早铲地的哑巴也没打招呼,经奔绥中火车站方向……

(五)征求民意

事情发生后约半年,也就是立案前,公社专门召开了有东双青年、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民意会,由公社副主任刘××(女)主持。刘副主任是兰立华铁二中的同学,她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的一致意见是:

1、    兰立华杀人有罪,应追究刑事责任。

2、兰立华杀人有情节:兰立华因抽工对大队干部有意见,进而举报大队干部有贪占行为,以小字报形式向公社反映,公社没有解决,然后兰宣布绝食,仍不见解决,最后在“不规范”的选举中落选,后走向极端。

3、兰立华是铁二中第一批知青,平日表现较好,队里社员都喜欢他。

鉴于此,与会下乡青年,贫下中农代表一致建议判兰死缓。到会的公社副主任刘××也同意大伙的意见。

(六)公审批判大会

“兰立华杀人公审批判大会”是在公社礼堂召开的,因到礼堂内开会的人数有限,多数人被拦在屋外。当东双大队社员及知青听说兰立华被判死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大家见到绥中县公安局的汽车拉着“杀人犯兰立华”出现在公社大门口,大家傻眼了。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东双大队的知青和社员挤在最前边都想看清楚最后一眼,兰立华听到喊声,抬头望了望,表情木讷、呆滞。

我也记不清我是第几个发言的,我只记得会议主持人说:“下面是东双大队知识青年代表发言”时,他把头向我这边转了转,我们二人的目光碰到一起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已记不得当时的发言稿都写了些什么,好象是谈了些当时国内路线斗争的形势,谈了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斗私批修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也谈了知识青年要遵纪守法等等。语言都是当时流行的,反正公社文书审阅后说“还行”,我就照本宣科了。

就是这样一篇原则性的,平淡的,没有战斗力的发言,我也觉得很违心。我记不清那天我是怎样走下发言席的,那些天在我脑海中一直闪现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被害者,令人可惜;一个是害人者,令人可怜(可怜他家中疯癜的老母和年幼的妹妹)。他们二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六、“迟来的爱”给了我们新生

196810月到197810月这十年,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也是这十年,我们一家四口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变。

19771021日,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决定》,这如晴天霹雳。因为它向人们庄严宣告,十多年来,那种倒行逆施的历史已经结束,而代之以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这对我们这些68年就上山下乡,在农村中摸打滚爬苦斗了整整十年的老三届知青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幸事。

十年的经历,让我们真正地懂得是什么让我们从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一夜间变成“朴朴实实”的农民。我们见到了中国当时最底层人的生活,也体会到这个层次人们经受的辛酸苦辣。“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们不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也不怕。我们怕的是这种日子没有尽头,我们盼的是充满希望的人生。

恢复高考这一天的到来迟了些,但这正说明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正说明老一辈还没忘记我们这一批人。我们这帮老三届弟兄们在举杯相庆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冒出一句:“我们要珍惜这‘迟来的爱’,是她让我们获得新生”!

话是这么说,可我们心里明白:“机会给我们了,我们眼下的困境怎么办?“从城里来的时候,我们是两个青年人,而如今是四口之家。最小的儿子出生在19761116日,还不到一周岁。再有,我们二人当时都是社办教师,每个人身边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渴望我们传授知识的老乡们的孩子。我们能撒手不管吗?还有,高考中断十年,十年前在我们精力最充沛最旺盛的时候,不让我们进考场,而如今我们把所学的那些东西几乎忘个罄净,倒想去“拼搏”,拼得起吗?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十年没举行高考,世易时移,谁知道他将考些什么?怎么去准备?……就是这些“还有”让我们心里没底,“理直而气不壮”。

但当时我们更清楚的是,这次高考对于我们这些老三届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在同志们的怂恿下,我们俩商量一番,决定去报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711月中旬报名,12月初考试,时间不足二十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文科要复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理科要复习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简直是天下奇闻。虽说有些学科曾教过,但那些知识糊弄农村小孩可以,考大学根本用不上。有些学科根本不接触,连走马观花看一遍教材都来不及,更不用说做书后练习题、复习题、看课外参考书了。

我俩就是怀着这种心理,忐忑不安地走向考场。

说心里话,由于高考中断十年,考生荒废十年,所以当时的高考试题并不难,可是大家都答的不好。特别是年龄小的中学生和老高中生比起来差的更悬殊。没办法,年龄小的中学生和老高中生各有各的录取分数线。“矮子里拔大个”,我俩有幸被“拔”上了。一个77年进锦师院数学系,一个78年(时隔半年)进锦师院中文系。值得一提的是,钟丽华当年高考成绩是中文系最高分。

当我们拿着高考录取通知书回到生产队,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乡亲们根本没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更没见过夫妻二人先后都拿到手。都说农村落后,不重视教育,从乡亲们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也羡慕读书人啊!

十年河西不了情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一家二个已婚青年都被大学录取,这在大王庙公社也是新闻。公社主管教育的党委成员程主任的爱人是大王庙小学副校长,日后见到我们还深有感触地说:“我家老程就说过,还是人家锦州一高中的学生啊,夫妻俩走的多硬气。”

知识改变命运。恢复高考,我们夫妻俩堂堂正正地上了大学,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堂堂正正地回到锦州。两个孩子的小学、中学在锦州完成;大学和硕士研究生在北京(交大、人大)完成。两人都是经济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大儿子留在北京工作;二儿子留在美国大学任教,都很遂愿。

我们常和孩子们讲,“我们这一家子”所以有今天,既不能忘记老一辈舍身忘我,拨乱反正,为我们再一次扬起理想的风帆,也不能忘记锦城的恩师们传授给我们知识,教会我们做人,更不能忘记绥中县常家沟的父老乡亲在我们最困难,最低谷时对我们的呵护和关爱。

斗转星移,人生如梦。关于知青的故事,我们那里还有许多。每年秋天或节假日,知青同学都愿意组团回到“乡下”看一看。我很理解这种感情,因为我们毕竟在那里生活了十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知青情结”,都有一片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的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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