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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如烟往事四十载 难忘岁月难忘情

 
 
 

日志

 
 
关于我

1963年8月24日,66届同学开始进入锦州一高中,这个日子,就是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共同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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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照片  

2016-12-06 08:13:33|  分类: 岗位建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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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届1班 陈素月
   
两张照片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22年前的这件事,发生后我再未提起,因其很难讲,既不能自诩,又不必自责,只能压在心底聊以自慰。
    一个人一辈子在一个单位从事一种职业,其中的甘苦忧乐当有一种单向深入的体会。报业生涯面对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自然别有一番滋味酿就在心头。而这件事给我的感受更加独特,因它与当时的一件大事相关,是这件大事营造了一个特殊环境:1994年夏,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同志在抗洪抢险一线牺牲,如何编发这条新闻使时值夜班的我面对了一个两难选择。
    我于1992年春被提拔为《锦州日报》副总编,当时报社只有这一张报纸。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已在我头脑中拧紧了“把好政治关”这根弦,从1970年刚入报社就目睹一名工人因拣错一枚铅字而被打成反革命批斗,到后来自己审大样时,没发现转发新华社一篇涉台电稿中的关键错字而作检讨,都在潜移默化中使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面对稿件,面对版面,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而那夜处理张鸣岐牺牲的稿件时,往常的提心吊胆竟一下子不翼而飞!
那些天,锦州地区豪雨连连,大小凌河日日暴涨,漫淹田野村庄甚至直逼城区。奔赴各地报道抢险救灾的记者们,顶风冒雨实地采访,不断传回告急和抢险的信息,压人心头格外沉重。突然,一条爆炸性消息传来:在凌海市大凌河一带指导抗洪抢险救灾的市委书记张鸣岐同志失踪,很快又传来他牺牲的消息,同时牺牲的还有锦州有线电视台记者杨晔。一下子,总编室里的昏暗阴郁更加浓重,令人窒息。锦州市的最高领导人……事情太大了!编辑记者们来不及想更多,赶紧核实情况,详细采访,策划版面,上上下下忙成一团。多日不见晴天加上紧张忙碌倍感焦虑的我,突然牙疼不止,寝食难安,实在忍不下去,只好到锦州医学院附属二院就诊。在那里当领导的黄晓勤找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女大夫,手脚麻利地为我打麻药,取神经,封堵牙洞,不过二十多分钟使我疼痛尽消。
    牙不疼了,心里却轻松不起来。7月16日,我的又一个夜班。一般情况下,夜班的总编室里没几个人,那晚却有七、八个人进进出出,看稿、改稿、研究版面,气氛紧张而凝重。不一会儿,摄影记者朱大伟送来两张照片,一是张鸣岐书记与另外三名同志紧挽胳膊在没胯洪水中艰难前行,
两张照片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另一是杨晔扛着摄像机站在洪水中拍摄。这无疑是两人生前的最后身影,让人看了肃然起敬,感叹不已。总编辑高深同志感到两张照片撼人心魄很有力量,派人将其与文字稿件一起报送市抗洪抢险指挥部请市领导审查。按规定,有关本市重大会议、活动及事件的报道,要上报相关领导或部门审阅,通过后方可发表,这次更要走这个程序。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等待,送审的稿件传回来了,批示也随之下达:文字稿明天见报,照片暂不发表。大家一下子愣住了,张鸣岐、杨晔在抗洪前线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形象和精神,在照片中体现的那么鲜明,不发表太可惜了。高总编冷静地安抚了一下大家的情绪,要求按批示办,并特别嘱咐我把版面安排好,把大样审好,大概他也看出我对那两张照片的不舍。我点头答应,但心里早已拿定主意,只催大家赶紧回家,特别请高总编快走。他是报社的主要领导,我要做的事情必须和他撇清关系。
    这里边有责任感又不尽然。高总编到报社任职不久,分别找中层干部征求人事调整的意见,找我谈时问,如果让我进领导班子我将怎么做。我感到有些意外,文革后期陆续进入报社的除了我们十几个从农村插队回来的中学生,还有北大、南开、吉大等十来个老五届大学生。他们的才干……高总编打断说每个人都只谈自己吧。我只好直言相告:其实我最想往的是当驻锦记者站的记者,可以独来独往随意干。听后他笑着点了点头。事后有同志表示讶异:“你傻呀,忘了当初你发稿的难处了?”的确,那几年由于自己采写稿件总想打破既有的一些框架,加上另外一些因素,稿写完后常不被通过。一次采写锦州女儿河纺织厂党委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长篇通讯,自信写得不错,别的同志看了也说好,但就是不被放行。几次交涉无果后,一赌气我把稿送给在市委宣传部任职的许馥,请她转交给时任市委书记邵秉仁。邵书记阅后予以肯定,批示尽快发表,此事才算了结。念及此,我主动找高总编,表示服从组织安排,等于把副总编的“官”要了回来。其实,我从小学当少先队大队长,初中当学生会主席,高中当班长,“官”儿没少当,但心里对此并不太在意,懵懂中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追求。让我铭记在心的还有一件事儿。那年我写了个系列述评,其中一篇的标题在大样上被高总编改了个字。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没有原来那字更灵动,遂晚上给高总编挂电话说了自己的看法。高总编想都没想,说“好吧,还用你的那个字。”口气很诚恳很温和。这种理解和宽容令我十分感动,其难能可贵,毫无疑义应当受到保护。
    人都走了,高总编最后也离开了,总编室里只剩下我和夜班编辑常希明。他看着我问:“怎么办?”时近深夜,画板样、下稿、排版、出样、校对、审样、封板直到印刷,还有一系列程序在等待,事不宜迟。我说:“划吧,把两张照片发上,大一点儿。”他二话没说,拿起笔、尺刷刷几下就划好了。老常很早就到报社,从新华社电稿收报员干到总编室编辑,风风雨雨比我见得多。但他此刻也是倾心于那两张照片,明知利害也置诸脑后,他需要的是一个决定。
    我做了这个决定,心中自有底数:两张照片与文字稿精神一致,尚可作更生动形象的展示,无害而大有益。另外,闻讯前来采访的国内各大媒体中,曾拍摄希望工程《大眼睛》而闻名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已将加印的两张照片带回北京,可能很快发表。本报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抢拍的本地新闻照片,岂能发在人后?更重要的是两张照片透发的那种力量不容人有任何的算计和犹豫。版样、照片和文字稿送到印刷厂,我和老常都松了一口气,没再说什么。此刻真的没什么可说,心情格外平静,甚至很纯净。
    次日早晨一上班,高总编就拿着刚印出来的报纸走过来问道:“照片还是发了?”我说明了情况,表示自己一会儿去市委宣传部作检讨,报社有事须先告知主管领导部门。高总编摆了摆手,说了句“我去”,转身走了,没发火,也没责备。
    此后高层领导间怎样沟通、决断,我都不太明了,也没去探听。对我而言,没有批评,没有处分,当然也没有表扬,一切风平浪静。后来听说,张鸣岐同志牺牲后,省领导来锦与市领导会商时,气氛沉重,态度审慎,估计对新闻报道的处置意见与此有关。其实,照片发与不发,差别只在程度,不在性质。而公然违背领导批示自作主张,确属原则性错误,到什么时候我都认。
    很快,《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张鸣岐同志牺牲的消息,配发了那两张照片。
半年多后,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主持的“中国新闻奖”年度评奖中,朱大伟拍摄的那两张照片获得一等奖。
照片说明:
1、张鸣岐同志(右二)与同志们在洪水中艰难前行。
2,、杨晔同志在洪水中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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