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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如烟往事四十载 难忘岁月难忘情

 
 
 

日志

 
 
关于我

1963年8月24日,66届同学开始进入锦州一高中,这个日子,就是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共同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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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落户绥中明水  

2015-10-10 13:04:00|  分类: 老照片里的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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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届2班 董大为(美国)

 

第四章 落户绥中明水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编者按:这是董大为同学自美国发来的《老照片里的故事》稿件,是作者回忆录的第四章,2008年8月联谊会编辑的《春华逐梦——锦州一高中老三届师生的1966-1968》曾收入他的《走过沧海,追逐一生》,是回忆录的第三章。大家可以结合起来阅读。大为虽身在美国,但十分关心祖国发展,曾作为杰出海外华人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阅兵,从本文更可看出他为绥中第二故乡父老乡亲、为祖国的国防建设等做出的杰出贡献。作者也十分关心我们老三届的联谊活动,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在本文发表之际,也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大为同学表示深深的敬意。

 

作者前言:我们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校友们都已经向七十迈进了,真实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平铺直叙地写出我们所经历的,从生活琐事到历史事件,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今天,当我们庆祝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在聆听剩下不多的、年已近百的抗战老兵的残缺的回忆时,是不是感到:太多的历史真实已经碎、缺?听他们说:“打鬼子的电视剧竟是瞎编!”那个年代和历史环境使太多的抗战老兵,一声未发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们的孩子和历史留下任何痕迹!我们倘能活到百岁,不能也说文革的和老三届的戏也是瞎编的了吧!一个人所写的历史回忆,带着他个人的气味,容易被篡改和利用!一群人写的历史回忆,就可能反应那个群体的大多数的经历!一代人所写的历史回忆,就是一面真实的镜子,看到了我们的昨天,看到了曾经的是非曲直,用不着那些戴着任何玄乎称号的专家再来考证或解说历史,称什么“史称”了。这应该是我们出回忆录的最重要目的。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不光是会使用工具,人类在了解自己的发展、进化的历程中,对照着、了解着过去的是非功过,更清醒、聪明地创造着未来。我们的老人常说:“要长记性”。老三届们的回忆录起码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中国不能再来一次文革;也不能使贫富的巨大落差得不到控制,再次衍生出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美国和其他的各种霸权如不能理性地掌控,就会再出拼命三郎,就会产生更强烈的恐怖性对抗;……;

 1968年阴历中秋节过后的第一个上午,满载着上千名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十几节列车,在激情与悲凉中向西驶出了锦州站。过午,车到绥中。我们这群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嘶喊、拼杀的无知青年,被洒落到尚且非常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绥中。大卡车又把我们分送到不同的十几个公社,100里的丘陵路,车到明水公社,初秋的黑夜已经降临。群山遮蔽,明月尚未升起,告别灯火都市的我们这百、八十个将在这里落户的孩子,在煤油灯照明下的黑夜中,又分乘生产队派来的胶轮大车,送往各自的生产队。我和李宝华等五名1年2班的男同学和4名1年5班的女同学,还有后来的2名社会青年一同被分到平河子大队的新庄子小队。8里的乡村路,到我们入住的青年点,一轮十六的圆月已经在村东面的唐砬子山顶升起,皎洁的月光洒在金秋的山村大地上。在这个新家,我们五个离开了家的孩子,披着棉被,围座在能睡得下八个人的大炕上,相对无语地望着窗外的明月。离家孩子的思亲,如虫噬着心。在那个年月,我们尚不知,也不敢去质疑这样现实的对错与否,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文革年代的铁律,让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像这样以个人的智慧与意志而发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以及对两千万之众的一代中国青年人安置的执政行为的合法性,历史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过结论,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还必将会进行更为深入地再评述!这是后人的事,我们要告诉后人的只是那段我们所亲历的真实历史。

从这天开始,我知道每个人的价值已经回归到零了。如果你自己不在激流中寻找,并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挣扎着试着浮起来的话,没有人会拽你上去。任何的怨天尤人、怀才不遇之念,都将折磨你自己,断送你自己。人需要知道自己,对于我:那个年代压在每个青年身上的“家庭成分”问题和必须要你去学会在形式上应对的,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红与专”的问题,都如挡在前面,比别人更多的一堵墙。

从这天开始,我们回归到了落后的中国封建农业社会的起始点,按照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物作息规律,每天,天曚曚亮就被队里的打钟声唤起,到队里集合去干活,因为队里和村民家里还几乎没有钟,表、没有电灯、没有广播、没有机动车、没有稍微现代化一点的农机具……,安静的深山沟里除了鸡鸣犬吠,剩下的就只有生产队的敲钟声了。是我们到这里来接受再教育,还是我们来改变这里的落后,我暗自在思索。后来,村民们告诉我们:在我们来这里的前几天,学校的工宣队已经来安置过,他们对社员们交代的几句话中就有:分到你们队的,是在锦州文革中站错队的“遭字派”,尤其有个姓董的,还造枪弄炮的,要好好接受再教育!让人庆幸的是:朴实的中国农民并不理会上峰对他们的说教和那些令人目眩的,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真懂的大道理,很快他们就开始爱护我们、照顾我们、把我们这些远来的孩子当成亲人了,也开始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不光尽力干活,我们还有知识和本领。我在夜幕中为村里患病的人打过针、送过药;在他们无奈时修好了停下来不走的钟表、卡针断线的缝纫机、在他们急需时修过启动不了的汽油抽水机、柴油机。除了已经说过的为村里修水坝,建电站外,后来,还为明水公社和加碑岩公社等几个临近公社装配、制造了数台500瓦的有线广播扩音机,为生产队和社员家装广播喇叭。那个年代物资困乏、产品脱销,只好自己想办法,买材料装配制造。以至后来我又为河北省青龙县制造了广播扩音机。如激情的播音员在麦克前所说的:“红太阳照进了深山沟”。我们靠知识在穷山沟里站住了脚,取得了世代原住民的信任与关爱。

 第四章 落户绥中明水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1968年的11月中,来到农村还不到两个月,我和宝华等几个青年点里的同学已经开始在新庄子村西,带领着全村的社员热火朝天开始修建由我们精心谋划、设计的水坝:把狗河的水引到村边来发电、灌溉。没有资金、没有任务、没有批文、也没人管的项目,只有我们的振臂一呼和对美好生活的说教,全村的社员就跟着我们干起来了!可惜的是:物资困乏,我们一共仅从公社要来4袋水泥,只够勾石头缝;我们只从邻近公社红庙子,借用了两天抽水机来抽坝底防渗漏沟里的水,清沟打夯;由于没有足够的水泥和清沟夯土,使坝底漏水,所蓄之水达不到在要求的落差下长流发电的水量,续了半天的水只要几个小时就流失、渗漏,水轮机就转不动了。生产队派胶轮大车送我到绥中农机厂加工了我设计的轴流式水轮机,那些忙碌而充满乐趣的日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在这里就先省略了。水轮机安装好后,借来了公社广播站的发电机,放水运转了一下,灯是亮了,但并没有真正给社员用上,成为遗憾,这水库就只能灌溉浇地了。两张已经发了黄的照片,见证了昨日的梦。但我们梦了,难得的是全村百十号社员与我们一同,无怨地梦了。因为他们在贫困中,唯一的真梦就是脱贫奔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他们的全部真实诉求。

12月一个阴沉的中午,我正在水坝上安装水轮机,大队书记和管知青的女主任来到我面前,看着我干活,沉默了一会儿,他们递上一张已经迟递了两天的电报:我的姥姥去世了。我无法控制地热泪盈眶,顾不上贫下中农盯着我为“地主出身”的姥姥流泪。今天我要写在这里的是对那段历史的哭诉:姥姥和姥爷的祖居是北平东的河北玉田,抗日战争时姥姥和姥爷变卖了一些在玉田的产业在北平城的西直门里,南草厂买了个四合院,那是一个北平标准格式的四合院,也是我长大,有着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样回忆的地方。还在北平前门楼外的大栅栏买了名为“天有店”的客栈,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资本主义工商改造时,姥姥将“天有店”交给了政府,和所有被改造的资本家一样,成为再也没有分过一分红的股东。姥姥曾带我去过几次在前门外,外面修着木制楼梯的中国老式旅店。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韩战爆发,在新北京市政府任职的姥爷,因注射预防针而突然去世。在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姥爷没有声张地走了。姥爷赵玉生早在河北玉田时就经张明远介绍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当时的党组织。搬入北平后,姥爷一直在为共产党的河北党组织工作,在抗战中姥姥的“天有店”成为共产党在北平地下接头和召开会议的地点。在抗战中姥爷也曾被日本人抓入过监狱,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过贡献。虽然他去世后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但那段地下工作的历史却没来得及告知后人,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以至母亲一直在出身一栏上填着地主,姥姥也以地主、资本家的身份在文革中饱受非难、煎熬。这段历史直到文革后,才由曾任冀热辽区党委代理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机械委副主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的高官张明远讲述出来。并在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的张明远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还原了那个年代姥姥和姥爷的身世,证实、澄清了曾压在他们身上、也压在子孙后代身上的难得喘息的阶级成分论的巨石。

大队书记看着流泪的我,特许我回锦州探望两天。那个年代的绥中西北沟,每天只有一班农民亲切称呼为“大花牛”的公交车,每天上午十点多到达明水塘门,大约十二点半从加碑岩折返,经明水塘门回绥中县城。我已经赶不上回绥中的“大花牛”了,李宝华提议翻山去送我,生产队又特别安排了一名年轻社员,向南送我走五十里的山路,到京沈线上的前所站去赶火车。五十里的山路是我这辈子走过最多的路,我们在漆黑的夜色中走了大约八个小时,我拖着满脚的血泡在前所站登上返回锦州的列车。宝华和年轻的社员后来告诉我,他们在夜色与狼嗥声中又折返了回去,今天想来,那是一份属于在那个年代,今天无法复制的深情。宝华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份这辈子都不会忘的记忆与情谊。

回到锦州老马路的家中,姥姥已经在那一天中午火化了,我没能送别她。我在北京跟着姥姥长大,我深深铭记着她对我的大爱。那些幼年时的北京故事,已经在第一章中有些描述。在文革中她为我们操碎了心,在我和母亲都被发送到农村去之后,姥姥她独守空居,还经常因不实的出身问题去街道居委会“斗私批修”学习,小病得不到医治和照顾,在不应该离开的年龄,没到七十岁就离开了这个她翘望着和平幸福、合家团聚而不能,却让她饱受煎熬、战乱、抗争与是非难辨的世界。今天纪念她,唯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受我们和我们上辈所经历的苦痛,在和平与和谐,在尽可能远离人斗,远离恐怖袭击等会带给人类灾难的环境中成长。

母亲和养父那个年月都是“臭老九”。他们被锦州医学院派到北镇去做农村医疗队,姥姥去世,父亲也没能请假回来。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将老马路家的窗和门都用木板条和长钉封好,母亲回北镇医疗队。我带着11岁的弟弟,用火车托运了我的永久牌自行车,同列车回到绥中。我骑车带着弟弟,100里的丘陵路,汗珠滴滴摔落在西北沟的冻土路上。回到青年点,弟弟被热情的前院大叔接到家里住了,我们继续在青年点中做我们尽力能做的事。身穿着尽量破旧的棉袄,腰上系根草绳,摘梨时也常偷吃、锄地时经常是跟不上趟还要人接、放马无人时就没好声地高唱,一种青年人特有的叛逆心理,在压抑中不时地抗争。

1969年3月曾是中国革命指路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入侵了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为了保卫这神圣的0.74平方公里领土,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了。从宣传上得知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于苏联,仅仅用反坦克炮、无后坐力炮和40火箭筒来回击入侵的苏联坦克和现代化装备。我于是开始思考打坦克的武器。68年落户农村前,我除了准备了一个万全的工具箱之外,还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唯一的一家国家的外文杂志影印出版单位:上海4060信箱订购了三种外文杂志《航空技术》《装甲兵》与《军械》。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技术类杂志还停刊、尚未复刊,上海4060信箱是当时向国内科研单位发行影印杂志的出版商,我费了很多脑筋才获得了订阅的资格,是当时国内个人订阅户的第54号。我在《装甲兵》杂志上查看了美国当时的有线制导的反坦克导弹,萌生了设计、试制光学制导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几种兵器的念头,于是开始了如李宝华在青年点往事回顾中所描述的:点着煤油灯夜读的往事,这里就不再重述了。

1969年4月中国的九大召开了。现在看来,当年的九大不但以极左的姿态,全面肯定给中国人民带来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文化大革命,还戏剧般地将林彪以战友与接班人的身份写入了党章,为中国的未来,也为领导人自己埋下了隐患。同时,夸大了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渲染了战争的紧迫感,过分强调了准备打仗。可我在那种是非难辨的迷茫中,只是知道中国还没有,应该去试着作,因此热情无比地高涨地冲了出去,开始了兵器设计。九大的庆祝大会在明水公社隆重举行。我为庆祝大会不但准备了九门口径超过100毫米的,打上天的礼炮,还准备了一个拖着标语的直升飞环,这些雕虫小技,在只有万八千人的明水可说是很热闹的事。不久后,我被从新庄子生产队调到了公社的铁工厂,开车床、修机器,从农民变成了八小时上班的农民工。这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设计我的兵器。公社的铁工厂用老式的柴油机作动力,带动着车床和简单的动力机械。每天热闹的明水塘门街上,从各乡来的胶轮大车,载着来这里修理农机具、喷雾器、抽水机的村民,热闹却井然有序,让人感到有向上的希望。每天下班后,日头还没有落山,我就在工厂的办公室兼宿舍中,开始了另一班的紧张设计工作,直至深夜。这期间,也有不少小故事发生,比如我每日挑灯夜读,设计、画图,又每月都有外文杂志寄来明水山沟,公社武装部的贺部长就叫公社的一个干事悄悄地盯着我点,看看有没有做,出了他们“格”的事。这名和我要好的干事“出卖”了他,将这事告诉了我,并劝我算了,不要再花心思了设计武器了,我并没有理睬。转眼1970年就到来了,春节前我将几十张亲手一笔笔绘制的反坦克导弹和武器设计图寄给了锦州军分区的曾司令员。那个年头,国内还没有复印机,我将辛苦绘制的图纸拍成了交卷留做存底。春节前回到了锦州老马路的家,自己在家冲洗出来交卷,挂在了取暖的煤炉旁。说也巧,哪年头和苏联闹成了冤家,反特、抓坏,经常地查户口。我们的孩子们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上看到的敲门,查户口的场景发生了:一群人敲门入室、查对户口,发现了挂在取暖炉旁的交卷,如获大案,不容分说,把我带到派出所。好在是派出所的军代表是锦州军分区曾司令员的下属,核实了情况后,笑着送我回了家,否则恐怕过不了这年了。很快,锦州军分区通知绥中县武装部,借调我到锦州军分区军械所,试制我设计的武器。绥中县武装部秦部长一通电话打到明水公社,我离开了来去一年半的绥中西北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走在自己设计的一条路上,但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真正知道了那个年代中国农村虽然非常贫困落后,但中国农民却有着并未失落的情怀和纯朴,善良的民族精神。

第四章 落户绥中明水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1970年我是在锦州军分区渡过的,带领我的后勤部军械科张科长,是在贫苦中长大参军的干部,但他崇尚知识,热爱文化,把我当成孩子般的照顾。他带我去沈阳军区科研处论证我的新设计的可行性;安排军械所的技师们为我采购、加工;到锦县的荒原中去试射我试制的兵器,我在忙碌中,快乐地做着我心爱的事,至于“红与专”的教导我从来就没有弄明白过。1970年7月13日,夏日炎炎,我在军械所里进行发射药试验,没想到发生了弹壳炸裂,因为没有按要求进入掩体,炸裂的弹片沿着我的膝盖切线飞过,打断了我腿膝盖的部分韧带。于是到205医院手术缝合,住了十几天院,照顾我的护士恰巧是余秋里的女儿余晓霞。期间,正是清华大学文革后的首次招生,我放弃这第一次工农兵学员的上大学机会,全力以赴地试制我的武器。直到70年的冬天到来,在数十次的武器试验、试射和改进后,在当年荒芜的锦州南河套冰冻的河滩上,我为沈阳军区和四十军的首长成功地试射了我的五连发火箭筒。我还印象深刻地记着火箭弹在几百米外,河套上画着弹着点的白色靶圈中连续爆炸的场景。当我从战壕掩体中走出,得到了大军区首长的褒奖。他们不错的评价,给我的借调和武器试制工作,画上个圆满的句号。我的农村户口就又从绥中明水公社调进了锦州市。

1971年后发生的诸多大事件,使文革和中国的政治生活变得更加难于琢磨。大三线建设的加紧,使我没能进入忙于调整的沈阳军区科研处,继续新武器的研制。被安置在挂着文革牌子的锦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计划组中的二级组-科技组任干事。正式走完了“落户绥中明水”的路。

第四章 落户绥中明水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九十年代末,绥中明水乡划归葫芦岛市管辖。1998年,时任葫芦岛市委书记吴登庸和副市长刘知良先后访问了美国。也到访了我在加州硅谷的家和公司。为了答谢我在他们访美时的接待,1999年吴登庸书记特地派车,伴我一同再次来到了阔别近三十年的明水乡和新庄子村。虽然明水乡的财政收入并不高,但如乡长所说的:“农民家里都有钱,藏富于民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奔现代化大步迈进了,但我们这一代人却已如夕阳,晚霞飘洒在天际,但快要落山了。

 本文照片:1应邀参加国庆观礼;

       2、当年明水新庄子村西狗河上的小水电站;

       3、在锦州军分区实验自己设计制造的武器;

      4、董大为与儿子在一起。

(其中23幅作者提供,14、幅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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