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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如烟往事四十载 难忘岁月难忘情

 
 
 

日志

 
 
关于我

1963年8月24日,66届同学开始进入锦州一高中,这个日子,就是锦州一高中老三届的共同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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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下乡——往事点点之四  

2014-12-27 06:20:24|  分类: 老照片里的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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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届8班 路宏宇
高中.下乡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六、锦州一高中 
         初中考完试,在家等得无聊,除了日复一日的上山割草、打柴,书也没看多少。心里总是想着若真的考不上,我真的要在这个我极不情愿待的村落里干活吗?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没有任何消息,又不敢鼓足勇气去学校打听一下消息,是生怕得到没考上的消息。要真那样的话,怎么回家,怎么见父母。父母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供我上学,我却一事无成,什么也考不上。我真后悔没有偷偷地换填一下报考志愿,把锦州一高中换成锦州石油技工学校。因为我知道我要考技校,是比较有把握的,一是因为我是石油子弟,二是我的成绩要比考一高中需要的成绩多少要有一些优势。胡思乱想了几天之后,一切又还回到现实中来了。等吧,凭天由命吧。唉……我继续地在家等待,等待。

        一天,妈妈对我说,你把咱家剩下的玉米茬子柴禾推到城里卖了吧。我借来隔壁家的手推车,一小捆一小捆的捆好,装了满满一车。我拉上车,一路小跑,来到了城里古塔附近的胡同里叫卖。因为我知道那里的人家都生炉子,需要引柴。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我却没有“开和”。下午、再下午,眼看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却依然没有开张。我拉着沉重的手推车,感觉像牛犁地一样,但我仍继续用嘶哑的嗓子高声叫卖着。然而却一点让我高兴的事都没发生。我停下来坐在一家门口的大石头上,喘着气,抹着汗,嗓子发干,肚子咕咕叫。我无望,我失望,我呆呆地望着一车柴禾,心里这才想起我怎么处理它。丢下不要是不可能的,在这继续卖可能还是毫无结果。唯一的可能就是拉回家去,明天再来。但我的腿却软的怎么都抬不起来了。最后想下决心在此过一夜,可又一想母亲怎么办,我若一夜不归,她可能得急死。唉,我真的有些绝望了。突然有一个人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是一个我似曾认识的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她肯定认识我,但我实在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你在这干嘛呢。我指了指车,卖这个呢,但没卖出去。她问明情况说了句我帮你试试。然后,她挨家挨户地串了她家的左邻右舍。不一会出来了十多个大叔大妈,她们到车前指指点点。她大声叫到:“大伙看着便宜就随便卸,能买多少就买多少,这是我同学,他卖的便宜,别人都是8分钱一捆,他只要5分钱。”一阵哄乱,一阵功夫,大家纷纷卸下了自己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并与之对等数量的柴禾。我这才站起来一看,车上柴禾所剩无几。一会又来了两位老大爷,他们一看东西不多了,说干脆包圆得了。我仍站在那儿。她把两大把零钱、钢板往我手上一塞,说了声,再见吧。我楞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把钱往两个口袋一塞,拉起了空车急冲冲地往家赶。这时我才理解了如释重负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又走了一会,才想起来怎么没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唉,真是榆木脑袋。回到家已是天黑了,母亲问我怎么天都这么黑了才回来,没出什么事吧?我只说了句,不好卖。从那以后,我发誓我再也不去卖东西了,我以后也一定不再做什么买卖了,那种压货的感觉,我实在是忍受不了。

        等待的越焦急,时间过得就越慢。一天,村里有人通知说要换户口本,即把原来的硬纸壳的本,换成塑料皮的本。我突然不知怎么想的,我想要改改名,把我名字中间的“洪”字改成“红”字,因为红与黑是反义词嘛,我不能总是被黑着,也应该红起来。我央求办事的民警半天,他同意了,反正也没什么底案,改完,旧的一收新的一发就OK了。可他又把我的生日不经意地改了。因为原来都按阴历写生日,我的生日是八月初三,而新本上却写的是8月3日。改就改吧,我当时也没细看,更没在意,更没想那么多。可后来发生的事是否与改完的这个生日有关?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参加工作的单位就是俗称的“八三”工程。这难道与改生日真有关系吗?我有点琢磨不透,反正以后的事就这么发生了。我自上了这个 “八三”工程,也就是我一直工作了三十几年的单位。我的命运确实有了个不能说是翻天覆地,但也是巨大的变化,也确确实实“红”了起来。我的以后真是和那次改生日有关系吗,我不知道,真是禅机不可泄露。

        突然有一天,一个熟悉身影和声音来到我面前,“路洪宇,你考上了,锦州一高中,我给你送通知书来了。”刘明建,我在初中班里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我当时愣了有几秒钟,首先想到的是他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从来没有对他提过我住的详细地址。但眼前确实是他。其次,我才缓过神来,才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似的东西。他把信封塞到我手中。“你看吧,通知书!锦州一高中!我也考上了!”我这才认真的看了看信封的封面,封面的下面确有锦州一高中字样。再拿出里面的通知书,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真的写着:路洪宇同学,你已经被我校录取为65届新生,望你按规定日期准时到校报到。下面是枚鲜红的学校大印(大概意思如此,我现在实在对原来准确的字句记不起来了)。我突然心里砰的一下,简直要跳出来。我直径跑回家,可能我连让明建到家里坐一会吃点饭什么的话都没说,甚至他怎么回去的我都不知道。我拿着通知书,再次来到了小学校,想把这一消息告诉李老师。可这次却没有看到她。听说她生病住院了。我想等等吧,等以后我有出息了再来看她吧。然而我却想不到的是,我今后再也没有能和她见上一面。那一年,我16岁,鑫泉老师24岁。

        父母收工回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了,他们也都高兴的不得了。当晚我们家自行举行了一次家宴,炒了四个菜,虽然都是白菜和豆腐,但我吃的非常香。全家也非常热闹地、隆重地像过年一样庆祝了一下。

        开学前,父亲给我买了一支英雄100号金笔,母亲给我买了一双蓝白相间的球鞋。这对于我来说可是两件最奢侈的用品。我到学校报了到。幸运的是学校能够住校。我简直乐的鼻孔朝天,因为我再也不用两万五千里长征似的走着上学了。我这一次认识的老师,是我的第五位班主任。这回是一位男老师,名字叫江志立。可全班的同学也换成了清一色的男生了。我的好朋友刘明建也同我分在了一个班,我开心极了。排坐时,我们选择了前后坐,我想那样可以时不时的搞些小动作什么的。他很爱运动,我不行。可一个偶然的机会,图书馆的张老师要我天天到图书馆去帮他照看一下,因为晚自习期间有许多到图书馆借书的同学。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也真是我的福份。我在图书馆呆了近一年时间,我可以在书海中畅游了。

        锦州一高中,这个在这座城市里有着相当大的名气的学校,确实积聚着许多被现代人称之为精英的老师、学者。他们学识渊博,为人师表,堪称楷模。而更使我看到和接触到的是一大批来自锦州地区各县区镇的莘莘学子,他们都是各地方考出来的“状元”。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才华横溢,我很荣幸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催生了我奋发向上的动力。每次回家,我都会把锦州一高中的校徽别在胸口上,用以刻意地炫耀我的自豪。

        美好的时光总是不给我过长的停留。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面临又一次选择。那就是要么跟大家一起去绥中,要么还是回到我那个伴随我长大的,而我又实在不愿意回去的那个小山村。原因有种种,可这两条路我都不愿意走。但我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老天似乎又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正当我愁眉不展盘算着下一步的打算时,一天,正在学校的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在郊区女儿河公社(现在叫乡)成立了一个青年点,那个点建在陈家沟村。村上的支书姓雷,已经到学校来接人了。可到学校后,因为大批学生已经都到绥中去了,有一部分原来准备到女儿河青年点的同学也都纷纷去了绥中,只剩下大约七八个人。来的雷书记说,剩几个算几个,公社已经把青年点设定完了,愿意去的不论几个人我们都欢迎。就这样,急于找到第三条路的我,真的就走了这第三条路,来到这个叫陈家沟的小山村。以后看来我这真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七、青年点
高中.下乡 - jzygzlsj - 锦州一高中老三届

        陈家沟虽说是属当时的郊区管理(现在叫太和区),却很偏僻。要从外面进入村里,要经过一个叫华山的地方。山名虽好,却很荒凉,而且和另一座叫不上名字的不太高的山相对,就像两扇巨大的“山门”。进了这样的“山门”,才来到这个村。初来乍到,好像是与世隔绝了似的。这里的土地也比较贫瘠。当时的工分(也就是当时社员们挣的钱)每一分才值3、4分钱,一天一个青壮劳动力挣满10分才折合成3、4角钱,更不用说老弱妇劳动力了。

         在这里,我干过几乎所有的农活。虽然质量连我自己都不敢恭维,但我却都是一心一意的干,不藏一分的懒惰。艰苦自不必说了,可我已经吃过了很多苦了,无所谓。然而最郁闷的是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的青年点知青是由来自4个学校的一百多人组成的(这是户口本上的人数)。有初中的、高中的。然而在点里常驻的只有我们三十人左右。不用说,这些人都是没“门”的。我想我这么说,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才来几天,甚至还没认识,就被“招”走了。再有那些家庭没有什么问题的,身体好一点的,都参军去了,整个青年点的人员像走马灯似的,来了走,走了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感觉,可后来却觉得非常的茫然,非常的孤独,非常的无助,非常的不安,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和精神状态。那时候我也知道要办什么事,都要给村干部送点什么,或者叫“走后门”。可是我一无钱,二无人,真是处在像李庆霖给毛主席写的信里说的,他儿子在农村遇到的那样的困境。我真的看不到一点点我的未来,我的光明。有时,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河边柔柔的、白白的、细细的、温温的沙滩上,仰面朝天,四肢直伸,仰望着天上的星星,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睡着。可后半夜冷风和潮气袭来,浑身就像木桩一样的僵硬。可有时我还是愿意躺在那里,对着美丽的夜空,哼唱起了我最喜爱的歌曲《草原之夜》。“美丽的夜色多么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等到千里冰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可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我觉得这首歌就像给我写的一样。

        突然有一天,我想我应该去看看李老师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她确切的消息了,听说她调出了那个小学,但又听说她病的很重,我无论如何也要应该去看看她。但又一想我现在穷酸的样子,一身狼狈,两手空空,怎么去呢?我没出息的样子,还不是会惹她生气。我一狠心,还是不去为好吧。等到我有了出息的那一天,我再一定去看看她。那一年,我22岁,鑫泉老师31岁。

        又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973年,我在青年点已度过了近五年。一天,大队书记叫我去他家,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领导也知道,你是由于家庭问题而受到牵连,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有些条件是硬杠杠。但我们也考虑你年龄比较大了,在这里一年一年的连自己的衣食都解决不了,也不是个办法。队里研究了一下,准备介绍你到郊区的一个工程队干点活,挣点零用钱,也不用往大队交钱,你看行不行(这可是个特例。因为别人出去做工,都要向大队交一部分钱的)。我当时以为是听错了,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到我身上?我又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时我真想给我们可爱的书记鞠个大躬。我连说了不知几遍谢谢,谢谢。最后也不怎么从他家走出来的。我连夜坐车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可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就告诉你,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党。是啊,父亲的心里还是在时时刻刻的相信着,相信党会给他一个正确的说法。他相信党是不会忘记他的。可是我那时真的不相信。

        我在工程队干了一年多,偶尔认识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主管人事的一个老科长。拉家常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当我说我家住在石油六厂时,他停了一会儿,问我你家什么人在厂里?我说我父亲,但现在不在那里了,去了农村。他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问我,你是老路的儿子?我说,是。他又问,你真是老路的儿子?我又说,真是。他手拍着额头自言自语道,老路啊,多年不见了,你儿子都长这么大了,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原来,他和我父亲是老同事,而且很要好。但他从厂里调出来很早,与我父亲一直失去联系。他兴奋的又拉我坐下,问这问那,问了个遍。当然包括我父亲的全部情况。最后他也问了我的现状。他毫不忌讳的问我,你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我说我只想有可能的话下次招工能把我招回城,最好是回六厂。他想了想说,回城不是问题,但六厂不一定能行,因为可能没有指标。我说,不回六厂也行,只要是石油系统就行。他说,好吧。

        1974年末,又一批招工指标下来了,我们的大队书记对我说,这回你走上了。我说,什么走上了。他说,回城啊。还说,你小子够有能耐啊。我说,什么能耐啊,我是符合政策。可我心里说,我要是早一点找到我父亲的老朋友,我真有可能就不会在这里呆这么长时间了。

本文照片:上,文革中的作者. 
                    下,下乡时与青年点知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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